体现在技术层面上，证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也存在重大瑕疵。就在几天前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参加分组审议时仍提出建议，“在草案中增加内容，强调对上市公司退市内容的安排，发挥股市优胜劣汰的作用，以从整体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，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。”退市属于证券立法必须重点给予制度安排环节，为什么数易其稿后，证券法修订草案仍未能做到应有关注呢？显然，这并非出于疏漏，而存在深层原因。不仅退市缺乏安排，于公司上市环节，草案照样规定由行政力量主导发行审核制度。概而言之，这是因为相关方面在修法过程中，对证券市场市场化发展路径未予充分考虑，相反试图以法律规定形式继续限制所致。

    9月16日，在“《证券法》修订应适当推后”文章中，我们列举了不赞成匆忙修法理由：一是新《证券法》需要做到长期有效调整变革后的市场关系。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系对证券市场利益关系的大调整。何不等到“后股改时代”基本面貌浮出水面后，再行出台新法？二是对行政部门的立法主张需要甄别。股改由行政力量主导，现在直接监管部门话语权空前地大，同时其他部门也竭力在调整中维持和扩大既得利益。行政力量现正在特殊时期发挥特别功效，甚至被迷信着。眼下甄别部门主张有难度，不如放一放、冷一冷。三是法律修订的紧迫性并不显著。股权分置改革已经超越现行《公司法》和《证券法》规定。保护投资者权益、强化上市公司监管等事宜确实需要增加具体法律条款，但现行法律法规并非一片空白，如果部门间有效协调，存在依法作为空间。

    作为对《证券法》修订应联系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观点的回应，近期，担任起草工作小组负责人的“权威人士”称股改与修法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诚然，化解股权分置不是一个法律问题，而属于政策问题；但是，忽视股市整体改革与法律修订内在联系———看不到证券市场历史遗留问题制度成因，看不到市场发展对法律制度需求趋势，于立法指导思想上是危险的。

    我们认为修改后的证券法存在结构性缺陷基本依据是：按行为划分，证券市场可分为“交易行为”和“监管行为”两大部分；从这两类行为的权力赋予看，修改后的证券法只是加强了“监管行为”权力，依然没有归还“交易行为”应有权力。

    世界证券史表明，从自发投融资需求中发展起来的市场无一不是“交易行为”在前、“监管行为”在后。“交易”与“监管”的权力边界界定得十分清楚、明晰，市场主体拥有充分选择权，“监管”仅针对市场出现问题展开。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开设动机即不端正，严格意义上的“交易行为”长期无法建立，因此弊端不断发酵。修改后的证券法对这一市场根本症结视而不见，所以，它难免是“独腿”的。

    朝前看，在支付巨大改革成本后，“后股改时代”的证券市场可能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测的具体新情况，但市场要得以存续，无法偏离的主线是演进为真正的资源配置场所。实现这一目标，需要构建起保障市场参与方平等地位的制度环境，通俗地说，就是要让最佳公司能够竞争上市，而投资者得以自由地交易所中意的公司股票。做到此点势必要限制行政审批权力，通观《证券法》修订过程，虽然“权威人士”称广泛研究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证券立法文本，于这一关键处，却未见有所突破。

    1998年颁布的《证券法》很快被认定为“严重脱离市场实际”，由于修改后的《证券法》存在结构性缺陷，不久之后，还可能面临新的修订吁请。(早报首席评论员 李巨微)